个人简介： 
        １９８８年7月毕业于第三军医大学并留校分配到附二院（新桥医院）工作，１９９２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学院英语专业，１９９３年到四川省广元市急救中心（后更名广元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作，２００１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管理工程专业，２００２年开始在四川中玉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工作，２００４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法律专业，２００７年３月到重庆盛世文辉律师事务所工作,现任律师事务所人身损害赔偿事务部主任。 
07年以前所担任过法律顾问的单位或业务单位（仅指医疗卫生机构）： 
        １． 广元市人民医院（三级甲等）；　２．　广元市中医院（三级甲等）；３．　广元市第二人民医院（二级甲等）；　４．　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二级甲等，又名广元铁路医院）；　５．　广元市妇幻保健院（二级甲等）；　６．　广元市棉纺厂职工医院（一级医院）；　７．　旺苍县红十字医院（二级乙等）；　８．　水电部第五工程局中心医院（二级甲等）；　９．　苍溪县东溪镇中心卫生院（一级医院）；　１０．广元市元坝区昭化中心卫生院（一级医院）；　１１．广元市心血管病专科医院（民营医院）；１２．广元市糖尿病专科医院（民营医院）；　１３．广元市卫生局。
参与处理的主要群体性医患纠纷事件简介 ：
       １． ２００２年X人民医院患者因生小孩母子双亡，附近村民５００余人围攻医院 ２．２００２年底A医院患者因生小孩母亲死亡，城郊八一村村民３００余人围攻医院；３．２００３年大年初六广元市B医院患者因车祸入院后死亡，２００余人在医院设灵堂、摆花圈达２４小时；２００４年大年初八近１００人围攻广元B医院；５．２００３年广元市C医院患者因矽肺Ⅳ期输液中死亡，围攻医院达三天；６．２００５年４月D镇卫生院一１２岁小孩因脑膜炎意外死亡，近郊农民２００多人闹事，市公安局防暴队出动；７．２００５年８月广元市G院因小孩出生后输入液体过多致肺水肿死亡，围攻医院达一周……。在长期为医院从事法律顾问期间积累了丰富的处理危机事件的经验及能力。２００５年政协会上提出防止患者及家属借医疗纠纷在医院设灵堂、摆花圈，借机闹事的提案，促进了广元市公安局、卫生局联合下文《关于严厉打击在医院设灵堂摆花圈借机闹事的通告》的出台。
主要社会职务及活动： 
        １． 现任广元第五届政协委员 ２． 农工民主党四川省委党代表； 农工民主党广元市委会法律咨询服务部主任；第三支部主委３． 至２００１年起被广元市人民政府聘为行风评议员，行风评议暗访组成员，２００６年被广元市人民政府聘为机关效能建设监督员，同时担任广元市市级政府机关十多个部门的行风监督员４． 参加了２００５年四川省政法委对广元市政法工作的调研会；２００６年参加了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广元组织的中国司法改革座谈会５． ２００６年５月参加了四川省司法厅组织的《全省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经验交流会议》
2009年在渝办理的主要案件（2009年之前接案正在办理的和新接的主要案件）：
        1、吴某诉南川区人民医院医疗纠纷案件  2、杜某诉大坪医院医疗纠纷案件  3、江苏朱建兰与南通市肿廇医院医疗纠纷案件4、李万清诉铜梁县人民医院医疗纠纷案件5、陈某诉蓬溪天仁医院医疗纠纷案件6、代理重庆武警医院与熊国强医疗纠纷案件 7、乐山赖某医疗事故罪  （判无罪）8、张某与重庆大江厂医院医疗纠纷案件9、代理工农镇卫生院与杨蓉医疗纠纷案件 10、李某与江津区第二人民医院医疗纠纷案件 11、赵某与重庆中山医院医疗纠纷案件12、大量工伤及人身损害、交通事故案件 13、某服装厂非因公死亡调解案  14、重庆钢总医院医疗纠纷调解案 15、重庆壁山某军工企业职工隔代职业病案 16、张某受赌刑事案17、杨某诉某建筑公司工伤案  18、赵李与小南海水泥厂工伤案19、张林某个体木制品厂工伤 案20、周某与重庆医科大学人事争议案21、周礼忠与某外资企业工伤案22、邹万明与李某 交通事故及工伤案23、陈某与广厦一建承包合同纠案 24、陈某与某房地产公司定金合同纠纷案 25、陈某与孙某 材料款纠纷案 26、杨某交通事故 27、李某等十人合同诈骗案28、沈某与某风景区酒店工伤死亡案   29、万某故意伤害罪案 30、王某乘坐262公交车发生人身损害案 31、齐某与范超围等交通事故案 32、常云彬掩饰犯罪所得案33、牟某与四达环保公司工伤案 34、陈某与王强借款纠纷案  35、杨某交通事故案36、黄某与竣海机械公司工伤案37、洪某挪用资金罪案  38、吴发平盗伐林木罪 39、现代医院与陈小芬医疗纠纷案 40、现代医院与荣壁群医疗纠纷案   41、某有机玻璃制品厂职业病案42、廖某与张某大坪房产纠纷及合同诈骗案  43、孙法强和重庆四达试验公司与霍发祥人身损害纠纷案 44、现代医院与陈庆劳动合同纠纷案   45、程序昌工程款纠纷案  46、张博与白市驿某厂工伤纠纷案  47、诚业公司与周昔文工伤案 
 
                        等等..................  本人对介绍的真实性负全部责任。

构建医疗仲裁制度初探（医疗事故仲裁规定）

　　近年来，医疗纠纷呈逐年上升趋势。快速、公正、低成本地解决医疗纠纷，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是医患双方的共同愿望。诉讼以其严格的程序、权威的裁判和国家强制力的保证实施等因素使其在医疗纠纷的解决中始终占据核心地位。然而，诉讼暴露出来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医疗纠纷的专门化和日常化的特点使得法院实际上无法承受为数众多的医疗纠纷带来的压力，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诉讼的拖延和高成本;诉讼中角色不同所引发的激烈对抗使得双方互不信任，医患关系遭受严重破坏。《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解决医疗纠纷的三种方式，有许多不足之处。从我国所面临的现实情况看，将仲裁制度引入医疗纠纷领域不失为一条快速、有效地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笔者结合当前医疗纠纷的实际情况，在借鉴《仲裁法》及其他仲裁制度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对建立我国医疗仲裁制度作初步探讨。

　　1 构建医疗仲裁制度的必要性

　　仲裁是一种重要的非诉讼解决争议的方式，所谓仲裁，是指根据有关规定或者当事人之间的协议，由一定的机构以第三者的身份，对双方发生的争议，在事实上作出判断，在权利义务上作出裁决的一种方式。建立医疗仲裁制度的必要性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2 医疗仲裁解决机制的特点 (1)具有公正性、权威性。仲裁机构具有民间性质，独立于行政机关，仲裁员是兼职的，不属于仲裁机构，可以避免行政干预;仲裁没有级别和地域管辖，当事人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选择自己信赖的仲裁机构，能够避免“人情”等不公正因素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仲裁员从公道正派的专业人员中选聘，有着严格的条件，素质高，作风正，令人信赖。(2)具有保密性。医疗纠纷案件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一些新闻媒介热衷于报道、曝光，部分报道误导公众，激化了社会矛盾，甚至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法官的公正裁判。而医疗纠纷仲裁一般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仲裁的整个程序和裁决也不公开，仲裁机构成员和仲裁员以及当事人均负有保密义务。整个仲裁过程很少受到外界干扰，这样可以给当事人，尤其是医方“留点面子”，减轻其怕在声誉上可能受到负面影响的顾虑，也保护了患者的隐私权，医患双方可以在一个和谐的氛围中，化解矛盾。这对于维护社会稳定，缓和社会矛盾有积极的作用。(3)具有快捷性，经济性。医疗仲裁制度可规定审理的期限，实行一裁终局制，即仲裁裁决一经作出就发生法律效力，医患双方不能就同一纠纷再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不能就同一纠纷向法院起诉。充分体现了仲裁方式快捷性的优点，克服了以往处理医疗纠纷存在的久拖不决、无理缠讼的不良现象;由于一裁终局制，无需多审级收费，所以仲裁收费一般比诉讼收费低。(4)具有专业性。医疗纠纷常常涉及复杂的医学知识和法律问题。法官由于受医学专业知识的局限，难以深入其中，可能影响公正裁判。而医疗仲裁机构具有分专业的仲裁员，仲裁员一般都是医学专家、法学专家、医疗管理专家，能保证仲裁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1.1 现行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确定的3种处理方式存在的不足：(1)自行和解。和解是历史最为悠久的纠纷解决方式。和解容易使对抗不仅在形式上、行为上，而且在心理上、情感上得到消除。和解协议往往更容易得到当事人的自愿履行。尽管和解可以消除纠纷，但其却也常常排斥了本应介入的公权力机关对相关责任人的追究，这有违法治的精神。和解中的随意性使得人们对和解的公平性、合法性信心不足;和解协议效力不足也容易导致更大的风险和重复成本。(2)卫生行政部门处理。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卫生行政部门既管理医疗机构，又开办医疗机构。就现在的情况而言，大多数的医疗机构仍属于公有制的公益性服务机构。在部门保护主义以及行业本位主义的影响下，卫生行政部门的处理能否保证其公正性不禁令人质疑。(3)法院处理。医疗是一种高风险的特殊行业，非经专业训练难以对专业问题得出客观科学的评价。法官由于不懂医,处理医疗纠纷不可能得心应手,医患双方的权利无法得到充分保证。部分法院在审理时只能依靠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几乎成为法院认定事实和责任的唯一依据，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外行的悲哀”。不仅如此，专业性过强，也使得案件的审理往往耗时耗费，造成诉讼在处理医疗纠纷上效率低下。

　　2 构建医疗仲裁制度的设想

　　2.1 建立仲裁机构 医疗纠纷，尽管也是以赔偿为目的，但它属于侵犯人身权的范围，而《仲裁法》的受案范围并不包含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医疗纠纷不在此列，因此，需构建特别的仲裁机构，即医疗纠纷仲裁委员会。其可以比照劳动仲裁委员会的模式建立，分别设立在地区、市级卫生行政部门之下，由卫生行政部门进行管理，实行一裁制。国家、省、县、乡卫生行政部门可不必建立。仲裁员可以由卫生行政部门进行招聘，凡是具有医学、法学知识，通过国家司法资格考试的人员，都可以作为仲裁员。医疗纠纷仲裁委员会也可以吸纳卫生行政人员、法学家、律师、医学专家、社会人员作为兼职仲裁员。每次进行仲裁活动时，可随机予以抽选，以示公正。其职责是：(1)负责处理本委员会管辖范围内的医疗纠纷争议案件;(2)聘任具有实践经验和专业水平的临床医学专家、对卫生法有较深研究的法律专家和卫生行政管理专家和医学伦理学专家、公证员担任专职或兼职仲裁员，并对仲裁员进行管理;(3)领导和监督仲裁庭开展工作;(4)总结并组织交流办案经验，向医疗机构、卫生行政部门、司法机构提供有关处理医疗纠纷的建议。

　　2.2 医疗仲裁程序 当医疗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根据自愿原则将争议提交医疗纠纷仲裁委员会处理，仲裁可按照下列程序进行：(1)当事人申请;(2)案件受理;(3)案件审理;(4)仲裁的执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产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必须履行。当败诉方在不自动履行仲裁裁决的情况下，胜诉方可请求法院强制执行仲裁裁决。

　　2.3 医疗仲裁的法律适用 医疗纠纷仲裁制度的法律适用。是指医疗纠纷仲裁机构依法定程序将法律、法规、规章等的规定具体运用于各种医疗纠纷案件，从而对争议的事实进行客观公正的审查与裁决的活动。

　　2.3.2 医疗仲裁的法律适用要求 医疗仲裁机构在适用法律时应做到合法、准确、及时。“合法”指适用法律时要遵守法律、法规中规定的权限及法定程序，将医疗纠纷案件的实际情况与法律规定恰当地结合起来。“准确”是指对医疗纠纷争议的事实认定要符合实际情况，医疗卫生法领域有不少技术性很强的法律事实，仲裁庭要反复审核事实，必要时可求助于科学检测等手段，以便科学准确地查清事实。“及时”指适用法律时要遵守仲裁制度规定的期限，充分体现仲裁快捷性的特点，尽快平息纠纷，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2.3.1 医疗仲裁的法律适用范围 随着国家法制建设的加强，目前已形成了以医疗卫生法律为核心，以医疗卫生行政法规为主体，以卫生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规章为网络的医疗卫生法律体系，这一体系是医疗纠纷仲裁的依据。当然该体系尚处在发展、完善之中，因此与医疗纠纷处理有关的民法、经济法等法律也可能被运用到仲裁中。目前，《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医疗纠纷仲裁的主要依据。此外，《执业医师法》等，对医患双方在医疗过程中的具体权利义务以及各自承担的责任也作了详尽的规定。

　　3 结语

　　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仲裁解决机制已经成为与民事诉讼制度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的重要社会机制。如今，当我们反思以往医疗纠纷解决过程中所遇见的种种困难和窘境，我们不难发现，交流与合作的不足，相互尊重与宽容的欠缺，往往阻碍着医疗纠纷的合理解决。由此，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民事纠纷解决方面的经验，将仲裁引入医疗纠纷领域，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

　　作者单位： 250014 山东济南，山东财政学院

[陈有西按]这份辩护词，30日公开开庭一结束已经交付法庭。全文12300字。迟迟不公布的原因，是考虑这样的真相公布出去，可能影响不好。想不到这三天来，全国媒体对本案的庭审情况，公开得比我们的辩护词还透明。连一些我们都不知道的重庆方面的决策内幕，记者们都深追披露出来了。网络时代，真的无法控制一件大家普遍关心的事件真相。由于这些报道，读者产生了很多的猜测；很多律师和新闻界朋友都向我要辩护词；本网上好多读者也要求强烈。有些同行认为我们可能只会说豪言壮语而没有辩到位；重庆方面组织的西政的两位教授甚至称关证人取证、只读证不出示是合法的。如果我再不公布这份辩护词，会产生更多的猜想和误解，把事实都搞混。因此，考虑再三还是将其公布。欢迎各位律师同行批评指正。
　　　
　　            李庄律师被控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
　　 　　
　　第一审辩护词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尊敬的合议庭各位法官:
　　　　
　　我们受本案被告人李庄的委托, 分别受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和京衡律师集团事务所指派，出庭为李庄被控“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进行辩护。根据我们庭前的调查、认真听取李庄本人对全案真相的介绍和自我辩解,分析控方《起诉书》和指控证据，分析《刑法》306条的构成要件同本案的案情，再经过今天的公开开庭的庭审质证，我们认为本案被告不构成犯罪。李庄不但无罪,而且是一位非常优秀、负责任、敢于冒风险对当事人负责的中国刑事律师。因此，我们决定对本案进行完全的无罪辩护。
　　
　　本案案情不大，但包含的意义重大。中国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的为被告辩护权、会见权、调查权、法律帮助权、帮助控告权、不被监视干扰权，其界限到底在哪里？怎样做才是合法的？怎样做算是违规的？怎样做是犯罪的？这个问题，从《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的立法和修改开始，长期争论着。我国的侦查权和辩护权一直发生着冲突。全国人大法工委试图进行过协调，但一直没有解决。法学理论和法治观念上的碰撞，在李庄案中集中表现出来。中国的最敢说话的律师，最敢为被告负责任的律师，往往是公权机关最讨厌的律师、最容易出事的律师。李庄由于他办案的认真、负责、敢于直面公权力，敢于在律师普遍不敢真辩的环境里，直接挑战和指出侦查机关的违法现象，努力寻找证据证明这样违法现象，不幸成了这种观念碰撞中的一个牺牲品。法院审判的作用，就是通过公开证据和真相，通过控辩各方的质疑和争辩，让法庭兼听则明，作出合法公正的判决。我们会认真听取控方和警方的证据和观点，也期望控方和合议庭能够实事求是地分析我们的意见，作出客观公正的判断。现在我向法庭发表辩护意见，请审查、采纳。
　　　　
　　一、 基础之辩：
　　
　　《起诉书》本身直接违反《刑诉法》，概念明显错误，指控的罪状在法律上就不能成立。法庭的调查和辩论，针对指控罪名和情节进行。因此我们必须审查《起诉书》指控的罪名和事实的基本点能否成立。
　　
　　 《起诉书》在案情总述的头尾部分原文是：
　　
　　“2009年11月24日、11月26日、12月4日，被告人李庄在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会见龚刚模时，为帮助龚刚模开脱罪责，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并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等人的供述，指使龚刚模推脱罪责。
　　
　　 “被告人李庄的上述行为干扰了龚刚模等34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
　　
　　 这就是控方认为被告犯罪的理由。（相关指控情节后面分别分析）。这一指控是明显违反《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的。
　　
　　 第一，“为帮助龚刚模开脱罪责”，这对于辩护律师而言是合法的。这是法律规定的律师职责。《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和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律师的这一目的是合法的，不是犯罪。关键是看是不是进行了非法的帮助。而本案中所有证据显示李庄全部是合法地帮助当事人。
　　
　　第二，“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1）起诉书假定的前提错误。龚刚模案是确实被刑讯逼供，还是没有?这是一个前提。在龚案没有审判、龚刚模不能到庭的情况下，怎么知道他没有被刑讯？怎么能说律师在教他诬告？2）是被告先告诉律师被逼供，而不是李庄诱导而为。3）《刑法》306条只对“证人”的言词证据的影响构成本罪，对“被告”的言辞影响不构成本罪。控方指控在法理上错误。此问题下面我会专题陈述。4）“唆使”，法律上没有“辩护人教唆罪”，辩护人对被告进行法律帮助，保护自己不被误导，是基本辩护功能，指控没有法律依据。5）“编造对其刑讯逼供”，本案中公安机关自己的笔录中明确记载，被逼供吊打，是龚刚模自己先说的，李庄再追问查证的。哪来的律师“唆使编造”？
　　
　　第三，“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等人的供述”，这是《刑诉法》三十六条规定的审判阶段辩护律师“会见和通信权”。是对被告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承认、事实有无错误进行核实的基本权利，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不准律师这样做。律师不对口供、证言进行事先当面核实，根本无法判断真相，理出辩护思路，写出辩词；根本没有办法上法庭辩护。
　　
　　第四，“干扰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法院是否开庭，这是法院的权力范围。律师有什么权力？如果是律师的质疑导致法院发现重大问题不开庭，检察院退查，恰是法律要求律师辩护的功能所在，可以防止冤假错案，是职责所在。是有功，怎么说是“干扰”？本案中，李庄向法院指出了严重刑讯逼供问题，口供矛盾问题，申请对龚刚模有无被刑讯的伤情进行依法鉴定，何错之有？何来干扰？
　　
　　因此，《起诉书》概述中，每句话都体现出了严重的刑事诉讼法基本概念的混乱，都出现了基本法理上的违背《刑诉法》规定的错误。体现了本案案情是建立在一种错误观念基础上，全案的案情本身存在基础性、全局性的差错。在这种错误的基点上，组织起诉指控犯罪，在本源上就是一种错诉。
　　　　
　　二、 程序之辩：
　　
　　从李庄介入龚案刑诉阶段看，不可能构成本罪
　　　　
　　 龚刚模案2009年11月20日提起公诉，李庄11月24日第一次介入本案会见龚。这已经是在审判阶段。侦查起诉阶段李庄没有任何介入。一直到李庄被抓的12月12日，法院都还没有开庭。也就是说律师还根本没有举证。李庄什么证据都还没有形成，也没有提交给法院一份证据。这个阶段，说辩护律师发生了“伪证犯罪”，是十分可笑的。为什么这样说？
　　
　　刑案审判阶段，侦查、审查起诉都已经结束，控方证据都已经固定完毕，案件和被告、证人、证据都已经移交法院。也就是说国家法律给予公安、检察机关的指控证据准备，已经全部完成。这个阶段，法律规定是辩方进行工作的时段。即通过法院阅卷知道案情，获取控方证据副本，对被告口供、证人证言、相关证据进行审查、核实、质疑，其功能就是找出指控证据的漏洞，保护无罪的人不被追究，罪轻的人不被重判。这种审查，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向被告本人进行核对证实。这时候出示所有法院提供副本的证据给被告，都是合法的。所有证据都是可以出示的。因为法庭上也是必须经被告质证的。他有权知道、必须知道。被告知道其他被告人的说法，确实有可能改变原供，但这种改变已经不可能影响原有在卷证据，包括他已经向侦查机关作的口供。只会让法庭多一种判断座标。其新的辩解，只会让法庭更加全面的进行分析，不可能因为这种辩解而会误导法庭导致错判。因为法庭的功能就是为了兼听则明，辩析各种说法，哪个更接近客观事实。指控证据已经固定好，不会因为被告知情、辩解而改变其固有含义。如果被告的辩解被法庭采纳，恰说明原证据本身有问题，而不是因为被告的辩解。辩解只起发疑的作用。这种宣读、核对、交叉审查，是每个刑案律师都必须做的。除非只收钱不办实事的律师、害怕被整只想自己安全而不顾被告利益的律师，才会不去做这一工作，而且这种律师肯定不可能真正辩到焦点上。因此，说律师会见被告时不能出示口供和证言给被告，是根本不懂刑事诉讼制度，以及一种特权观念。是直接违反刑事诉讼法的。
　　
　　进入审判阶段后，公安机关侦查使命已经结束。在没有退查的情况下，按《刑诉法》已经无权插手本案。看守所不是侦查机关。他只是法定羁押场所，除了在羁押管理中附带对在押嫌疑人进行狱侦深挖犯罪，他没有对其他社会人进行侦查的权力和职能。更无权监视、侦查律师。看守所不是公安局，在我国，只是把看守所交由公安系统管理而已，在其他国家，也可以由其他司法机关管理。用看守所行使警察权力，监视律师、干扰律师会见、甚至动员罪犯来检举律师，这是中国特色的非常荒唐的现象。已经结束侦查的公安机关，也没有权利对审判阶段的律师，还进行监视性质的＂陪同＂。那种认为涉黑案可以特事特办的观念和所谓的规定，是直接违法的。任何部门无权违反《刑诉法》自订政策，自搞一套。由于我们警察权力的长期侵越，使这种错误做法习惯成自然，违法成常态，提醒和制止其违法的律师反而成了违法的、可以抓的。
　　
　　本案法院还没有开庭。伪证罪，必须有个“证”。本案这个“假证”在哪里？律师还没有向法庭提交一份证据。如果一个律师尚在会见、尚在调查、尚在向证人取证，其行动就要由指控被告有罪的警察一方来监视和评价，来判断其会见行为、调查行为是不是合法、有没有伪证，并由其作出判断，而且是该不该抓的判断，那么，所有律师、公安机关不高兴看的律师，都可以被罗织成罪。律师举证都没有进行，司法机关没有拿到任何的律师举证，证据的物质载体都没有产生，伪证“标的物”何在？他伪造了什么证据？伪证罪的侵害客体是法庭判断。法庭举证都没有开始，他侵害了谁？公安有没有权利去违法越权干预律师审判阶段的会见权和证人调查权？因此，这一阶段，根本不可能产生辩护人伪证罪。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法律常识。但在重庆江北居然发生了。
　　　　
　　三、 事实之辩：
　　
　　李庄帮助伪证的事实不存在
　　　　
　　 任何案件，事实和证据之辩都是基础。李庄到底有没有进行证据伪造？他伪造了什么证据？法庭开到现在，一份也没有。这么全国关注的伪证案件，居然是一个没有一份“伪证”的案件。
　　
　　查清本案其实很简单。伪证罪，一种是指影响被告，一种是指影响证人。控方指控的伪证，主要是指影响被告。因为龚刚模案的180多个的证人，李庄一个也没有找过，也没有间接影响过。因此“妨碍作证”就没有了。其他的辩方证人，由于没有控方的笔录，就不存在“改变”的问题。他们即使“被影响”，只要李庄没有带上法庭，都不是证人。不可能构成本罪。李庄也只是通过家属寻找中，没有直接接触，没有做过一份笔录，都是希望他们到法庭作证，何来帮助伪证？那就简单了，只要看他有没有影响被告。我们来看事实。
　　
　　（一） 被刑讯逼供，都是龚刚模先告诉李庄律师，而不是李庄律师指使编造
　　
　　这有公安机关自己做的笔录为证。有刑讯逼供，是龚刚模先讲，李庄据此追查，并要其当庭指控，并要进行伤情鉴定。根本不是《起诉书》所称的李庄指使编造。《起诉书》同自己的证据体系直接矛盾。
　　
　　12月10日龚刚模检举李庄引诱他伪证的第一份笔录,（《检察卷》112页），就露出了马脚。龚交代说：“接着，他（李庄律师）问我被刑讯逼供了没有。我说被吊了的。” （P113） “他问我：‘在审查中你被打了吗？’我就说：‘被吊了几天，还不准吃饭’。他说：‘这些话你要在法庭上讲出来。’”（P114）“我在法庭上问你被刑讯逼供时，你要大声承认，还要把刑讯逼供的过程演示出来。” “李庄又向我提出，在开庭时他会提出对我因刑讯逼供造成的伤情进行鉴定，如果法庭不同意，他就会提出不再担任我的律师。”（P113）这些公安机关作为可以立即抓律师的最主要的口供证据，就清楚地显示了被刑讯的情节是龚刚模先说给律师，律师才进行对策帮助的。
　　
　　其实，龚刚模在律师会见时向李庄讲的刑讯逼供的严重程度，是令人发指的，龚被提出看守所外的铁山坪民兵训练基地吊打了八天八夜，大小便失禁，还被裸体吊打，捧大便，用内裤擦地板。一位副支队长看不过去，进行了制止，一男一女两个医生为他进行过治疗。李庄听原在公安工作过的吴家友律师了解到了有人目击刑讯，也认识这些医生，因此请他动员他们出来作证。但从来没有说要去收买。吴家友的证言，因为自己私下收费等已经无法解脱，在公安机关审讯下，不惜作诬陷假证，说李庄要他去收买医生。公安机关将其悔过书让媒体公布发到网上。吴家友根本不是龚的律师，本案已经有李庄同马晓军两个律师，李庄也没有同意他同案辩护，没有给吴一分钱，哪来收买？
　　
　　在会见中，李庄因发现案卷中龚承认樊奇杭的手下都听他的，同所有的手下交代、樊奇杭的说法不一致，就问：“这是你说的吗？”他说：“是他们打了我，我才签的字。”“在哪里打的？”“在铁山坪基地。”“他们打了我，在两米多高的地方吊了我八天八夜，很震惊了我。”（检察卷3-4，李庄笔录）。李庄是北京人，不知道重庆这些地址，这些地址和细节不可能是李庄编造。原话肯定是龚刚模所述。
　　
　　到了12月16日，公安对龚刚模的笔录进一步完善，完全掩盖了龚原先向律师先检举刑讯逼供的事。为了自己立功保命的龚刚模，这时向公安讨好说：“我接受讯问过程中民警都是依法办事的，实事求是交代的。”（P132）然后公安机关就向媒体公布说是李庄引诱伪证。
　　
　　重庆公安本次打黑办案中，刑讯和变相刑讯的事实，在本案和龚刚模案的公安笔录证据中即可以得到印证。（见辩方证据公安笔录通宵审讯的时间记录）龚刚模被逼供的事实基础可信，就更谈不上李庄编造的问题。李庄被抓后，作为一个北京比较有影响的律师，江北公安局同样对他进行了连续40多个小时的通宵突讯。不让吃不让喝不让睡。这不但有李庄的自辩控告，从李庄的公安笔录时间即可以看出：12月12日李被从北京抓到重庆，关进第二看守所。13日开始审讯时间是凌晨2时34分，可以看出一直没有让他睡觉。结束时间是天明后的8时32分。（检察起诉卷P1）一些看守警察笔录作证称，这个看守所没有夜审，显然是伪证，不符合事实。其他的夜晚审讯，在龚刚模同案犯的审讯记录中，比比皆是。如2009年6月24日审讯张孟军，到夜20：45时（龚刚模案卷P59）；8月24日审陈涛，夜晚20：55到25日的凌晨2：20时；（龚刚模案卷P14）。这只是时间问题。其他问题，只有得力部门组织力量才能查明。
　　
　　感谢江北法院重视我们的一再申请,对龚刚模的手腕伤痕进行了鉴定。尽管离审讯时间已经有六个月（龚刚模是6月20日拘留，8月12日逮捕，11月12日才移送起诉，公安阶段将近6个月），但是，龚被刑讯吊打的腕部伤痕仍然清晰可见。色素沉着清晰。重庆法医验伤所的12月29日作出的《法医临床学鉴定书》（重法[2009]临鉴12字第5926号）报告显示：龚自诉：近期未受损伤，双手曾戴过手铐。检见：左腕关节桡侧有一1.5×0.5CM色素沉着区,其中有1.3×0.1CM色素减退区.左腕关节尺侧有一1×0.5CM色素沉着区。分析为：龚刚模左腕部色素沉着、减退区系皮肤擦伤（为钝性物体所致，如手铐、钝性物体碰撞等）愈合后遗留。结论为：龚刚模左腕部色素沉着、减退区系钝性物体所致擦伤后遗留。这一重要证据显示了龚刚模确实被长期悬吊过。刑讯的指控已经得到法医学鉴定证据的支持。这样一来，李庄穷追刑讯真相，要求龚如实当庭陈述，就变得完全有理的律师依法行政辩护权行为。而那些想通过抓律师掩盖刑讯逼供真相不败露的人，成了应当成立专案进行调查的人。李庄根本没有罪。
　　
　　李庄发现龚的口供明显虚假，两份不同时间的口供（9月29日；10月8日）有明显复制后作可能，亲眼看到龚的手腕上有明显拷吊受伤的痕迹，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律师，他要求被告当庭指证刑讯逼供，以实现违法证据无效，排除龚的黑社会头目的错误指控。这是履行律师责任，是必须这样做的，是完全合法而得当的。现在被指控为犯罪行为。只有想掩盖违法刑讯逼供行为、想整治律师一手制造冤案的人，才会对这样负责任的律师进行罗织和下手。这个真相已经非常清楚。
　　
　　我为了弄清李庄为什么要“剑走偏锋”，自己冒这样大的风险，准备不惜自己用“罢庭”来达到查明被告龚刚模被刑讯的目的，认真审查了龚刚模涉黑案的所有被告的口供。结果以我的刑事办案经验和法律水平，得出了同李庄律师完全一致的结论：龚刚模根本不是组织、领导黑社会犯罪的头目，而是一个软弱的、被樊奇杭黑社会团伙利用、裹挟甚至敲诈勒索的企业主。他有为樊私藏枪支的犯罪、行贿的犯罪，但指控的其他罪名，组织领导黑社会罪、杀人罪、非法经营罪、贩毒罪、贩卖枪支罪，根本不能成立。由于今天不是为龚辩护，我不多展开。把龚的合法经营所得财产理解为黑社会经营所得，是完全错误的。对于一个可能导致错判错杀的大案，李庄律师体现了自己对律师职责的忠诚和一种大无畏精神，在重庆律师已经对涉黑案不敢辩的环境下，进行了尽职的辩护。
　　
　　为了涂黑李庄律师，侦查机关不惜创造出“眨眼串供”的情节，通过中央电视台和中国青年报向社会上散布，把李庄宣传成一名很坏的黑律师。依龚刚模在中央台被采访时的回答，李庄根本没有教唆龚刚模翻供谎称被刑讯逼供。而是用“眨眼和眼神”使龚刚模猜测是让龚刚模翻供。龚刚模的这种猜测，显然不能认定李庄有教唆龚刚模翻供的行为。况且，李庄是否曾在会见龚刚模时眨眼，尚未可知。而中国青年报所称的李庄教龚刚模的“翻身五招”，基本上是法律规定的律师法律帮助权范围行为。指责这些行为，是不懂刑事诉讼法的人的误解。
　　
　　（二）《起诉书》指控的李庄指使龚妻程琪编造龚被樊奇杭敲诈的事实不存在。
　　
　　首先，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是法定的律师权利，怎么在重庆成了犯罪？律师不作笔录，直接把证人送给法庭来作证，他作了什么假？证人上庭，要受法官、检察律师盘问，得出案情真相，律师伪证何在？如果向证人进行调查，要求他出庭证明哪一些真相，就算是引导伪证，那等于取消了辩方的证人制度。
　　
　　其次，程琪一直不敢出庭作证，一直因病住院开刀，李庄也没有提交证人名单，法院也没有开庭，也就是说这个“证人”连身份都没有确定，怎么符合306条？
　　
　　第三，程琪是被告的妻子，律师向其核实案情非常正常，因为龚刚模说给樊奇杭70万，他妻子不同意，这怎么成了引导证人？如果这样，律师还能办案吗？
　　
　　第四，樊奇杭黑社会团伙，对龚刚模的敲诈勒索，在龚案的在案证据中，事实很清楚。j九月份李庄尚未介入本案时，这个说法已经在卷．一个是70万的买奔驰车款，程琪坚决不肯，龚为安耽给了；一个是高利贷问题，龚根本不用借钱，樊一定要给他，拿取高息；还有拿他的钱去放利，200万只给10万利息。另有200万收回的钱连本也不还。这样的情节，李庄要其妻子作证：到底是谁控制谁，是不是都象起诉说的整个团伙“都听龚刚模的，龚是大哥”，这又错在哪里？怎么成了引诱伪证？
　　
　　（三）李庄从来没有直接见过保利公司员工，也没有安排人做工作要他们作伪证。连人是谁都不知道。
　　
　　《起诉书》指控，李庄在一茶楼内指使龚刚华安排保利公司员工作伪证说龚不是公司老板。这一点也是不存在的，没有任何证据。
　　
　　首先，李庄从来没有同保利的任何员工见面，没有见过汪凌、陈进喜、李小琴三人。也不认识。他们三人也没有同意出庭作证，李庄也没有向法院提交证人名单。他们的身份还根本不是证人。法律要件上就够不上。
　　
　　其次，龚刚华自己怎么说，怎么问员工提要求，证据显示李庄根本没有授意也没有指使，他的行为同李庄无关。他找了谁，李庄都不知道，怎么可以要李庄负责？
　　
　　第三，书面的工商档案显示，龚刚模在保利娱乐公司没有股份。李庄根据这一点，告知其员工按法律性质，这个公司老板不是龚刚模，这算什么伪证？这是法律常识。公安为了把保利定性为涉黑基地，硬说这个公司是龚的，这才是不顾公司法规定作假证。对于实际控制权，李庄根本没有否认，也没有要他们去作假证。
　　
　　第四，龚刚华是龚刚模的亲兄弟，又是请律师的经办人。李庄到重庆后同他进行洽谈、研究办案思路，分析对被告不利和有利的焦点，这是律师必须做的工作。根据《公司法》的知识和查档结果，告诉他们公司法律意义上的老板不是龚刚模，是完全合法的。这样的话算什么伪证？
　　
　　（四）李庄从未要吴家友律师去贿买警察作假证，这明显是罗织罪名、诬告陷害
　　
　　第一,吴家友关在看守所,但审讯笔录中“告知权利和身份”却是证人。取证地点违法。由于其自己有问题，有利害关系，在审讯情况下的孤证不能作为证据。
　　
　　第二，李庄不可能知道吴有朋友在打黑专案组，是看到刑讯的在场的医生。这一消息来源证明吴才是主谋。
　　
　　第三，李庄要求找这样的警察医生来，不是要他作伪证，而是为了揭开刑讯逼供的黑幕，还原龚刚模被吊打的真相。这怎么是贿买伪证？
　　
　　第四，康达所已经有李庄、马晓东两位律师，没有要吴配合，李庄也没有支付过一分钱，何来贿买？
　　
　　第五，吴家友交代，他没有去找过警察，也没有去送过钱。那么，这个“证人”又是谁？证人都没有出现，犯罪对象都没有，影响证人进行伪证的罪就成立了？是不是新中国也要搞个“腹诽罪”或者叫“密谋罪”？触犯了306条的那一个要件？侦查机关、指控机关也太想定李庄的罪了，罗织也不讲个基本的法律概念。
　　
　　（五）龚刚模案180个证人，李庄一个都没有找过，也没有见过。
　　
　　截止李庄被拘留日，李庄接触过的与龚刚模案有关的诉讼参与人唯有一个龚刚模。李庄妨害谁作证了？他找的证人都是控方没有作为证人的，而李庄想要其作为辩方证人的，他们又不愿不敢。一个也没有产生，一个也没有见面，一个也没有作笔录，一个也没有向法院出示证人名单，这样的影响证人妨害作证，又从何谈起？警方是不是也太急了一点，等到李庄向法院举证后再来找他的罪名，可能会更方便些。可是现在抓得太早了。搞得全局被动。
　　
　　四、 证据之辩：
　　
　　本案全部指控证据均无法证明李庄有罪
　　　　
　　本案为了办成“铁案”，又没有证据，就采取了数量战术，生拼硬凑了一些完全无用的东西算作证据。
　　
　　控方举证连补充证据共99份，庭前复印给辩方只有15份。这些证据没有一份可以证明李庄犯了指控之罪。
　　
　　1、99份证据绝大多数同本案不具备关联性，是无用证据。
　　
　　一类是李庄根本没有见过接触过的。象保利员工，不认识的警察、大多数证人根本没有见过李庄，怎么证明他进行了帮助伪证？
　　
　　一类是同本案指控情节毫无关系的物品。李庄包里的办案材料和出庭函，会见室照片，律师收费发票、专家意见书等等，同想证明李庄伪证的案情毫无关系。也被拼凑成本案证据。
　　
　　一类是莫名其妙其他案的证据。象文强案、黃代强案的证据，也跑到本案中来了。李庄从来没有辩过那些案，控方想证明什么？
　　
　　一类是关着审出来的律师的证言。象李庄助手马晓军、重庆律师吴家友，都是同案被抓的，审讯出来的口供，又不同案起诉，不出庭作证，硬凑成控方证据。而且他们也没有说李庄进行了伪证行为。
　　
　　因此，别看本案举证好象多，难掩虚夸不实的案情。关键证据一件都没有。
　　
　　2、伪证的“证据标的物”不存在
　　
　　 本案庭审到现在，作为一个伪证罪，伪造的证据一份也没有。被影响的证人也一个都没有。这不是很奇怪吗？按李庄自己的话说，哪怕一个烟头大的纸片也没有！我们问一下控方，李庄伪造了什么证据？这个证据现在在哪里？影响了哪一份证据？影响了哪个证人？妨害了哪个人作证？查遍99份证据和所有证人，没有一个是龚刚模案中的证人和证据。没有一份假证据出现的伪证案，在重庆这样隆重地被告上了法庭。我们确实有点不可思议。
　　
　　3、 法庭没有出现一份被告进行伪证的证据
　　
　　由于伪证的物质载体一份也没有，本案没有一份被告进行伪证的证据。控方想用一些举报、证言，来证明李庄“想”进行伪证。但是这个伪证实施了没有？李庄直接指使了没有？无证据可以支持。
　　
　　4、关于证据虚假性
　　
　　一是控方提供的龚刚模案的侦查机关的四位警员自证言宣称，只是白天审讯嫌疑人六七个小时。与控方提供的李庄及龚刚模连续40余小时被审讯的口供直接矛盾。
　　
　　二是龚刚模检举李庄以眨眼动作及眼神，诱导其翻供谎称被刑讯逼供的口供，与龚刚模在李庄会见之前早就说过的自己被刑讯逼供的口供自相矛盾，且与事实矛盾。
　　
　　三是李庄身为资深律师，当然知道在龚刚模案进入审判阶段后，侦查人员已不可能对龚刚模公司的员工调查取证。但龚刚华的证言宣称再有十几天就开庭审判龚刚模，李庄让遣散员工，防止这几天警察来调查取证。且该证言与吴家友证言矛盾、与龚刚模口供矛盾。
　　
　　四是吴家友律师和马晓军律师的有关李庄在吃饭时自吹用眼神与动作暗示龚刚模翻供的证言，可以认定李庄诱导龚刚模翻供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五是我们用警方自己的证据,就可以证明他们的伪证。我们举的八份证据中,七份证明了对龚刚模案各被告审讯时间都是夜里,有的是从晚上8:45时开始,有的是到凌晨2:15分,可以直接证明控方证据中一些警察的证词“每天都是白天审讯，只审六七个小时”的证言是伪证。（见辩方证据八份）
　　
　　4、 关于证据违法性
　　
　　我们申请了八个控方证人出庭，没有一人到庭。而且，七个证人是在押的控方证人，完全能够出庭作证。这直接违反了《刑诉法》规定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规定，也有违法治公平正义，严重损害本次审判的公信力。
　　
　　《刑诉法》97条规定，证人作证应当在家中、单位，必要时可以传到办案机关。《刑诉法》49条规定：公检法要保障证人和亲属的安全，不得限制、威胁证人进行作证。侦查机关将本案证人拘留后取证，实际上是逼取口供当证言，真实性根本不具备。使辩护人无法接触本案证人进行取证核实。
　　
　　法律规定取证不能限制证人自由。但本案所有重要证人，都被关押。不肯让证人出庭作证，而且至今仍然在拘押证人。但他们声称是“证人不愿出庭”。这是很明显的谎言。李庄的助手马晓军怎么可能不愿出庭？真相不是明摆着？他们有“不愿”的自由吗？
　　
　　《刑诉法》规定辩护人可以申请证据鉴定。现在《鉴定报告》已经证实了有伤痕。应当进一步查明伤痕的原因，不能视而不见。公诉机关和侦查机关也不敢让龚刚模出庭暴露其手腕上的伤痕。如刑讯逼供是李庄谎称，则李庄为何坚决要求对龚刚模伤痕成因进行鉴定？这不是自揭谎言？
　　
　　另一个要指出的问题是：对辩方异议的证言只宣读不让看，是直接违法的。证据必须当庭质证。不出示，我们如何相信控方没有断章取义地读？又如何发现其没有读的证言中的问题？如果知道其审讯时间、地点是不是合法？审讯人员有没有必须回避的状况？我在全国开庭的刑事法庭上，从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荒唐的现象。
　　
　　本案中，我们的法庭显然无法解释这种证据质证中的缺憾，使得本次审判成为有众多缺陷的审判。如果在证据认定上不能客观公允，那么势必导致一个缺陷的判决。我们提请法庭注意这一点，严格按照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进行审查。不要被违法证据、无关联证据、无用证据混淆了真相。
　　　　
　　五、 法理之辩：
　　
　　李庄行为不符合辩护人伪证罪的构成要件
　　　　
　　《刑法》306条原文是：
　　
　　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利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徒刑。
　　
　　辩护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因此，306条规制的行为对象有三种：
　　
　　a)一种是律师本人毁证伪造证据；
　　
　　b)一种是帮助被告人毁证；
　　
　　c)一种是引诱证人伪证。
　　
　　这三者犯罪特征不重合。前两个是对有物质载体的有形的证据的毁证、伪造；后一个是对言辞证据的影响。
　　
　　本案中，龚刚模的对象是第二种b)。只有帮助毁灭伪造有形的书证、物证才可能构成犯罪。言辞证据的影响不构成犯罪。而会见中的提醒和引导，即使是引诱说假话，都不可能犯罪。而本案中，起因恰恰就是对被告的会见口供影响。公安立案原因就是认为被告在会见龚刚模中有不当行为。这是不了解306条的要件。李庄凭这一条就是无罪的。
　　
　　证据对被告的帮助伪证，只有毁灭伪造证据才构成，是对有形的证据的改变，不包括其本人口供的改变。是“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没有说改变其口供的律师影响也是犯罪；
　　
　　影响言辞的伪证行为，只限于“证人”的范围。不包括“被告”。是指“威胁、利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只有改变“证人”的“证言”，才构成本罪，改变“被告”的“口供”，不构成本罪。
　　
　　因此，这三种的犯罪特征和犯罪构成要件不重合。因此刑法306条的罪状构成，根本不包括影响被告本人口供的改变。这是公安机关、“联合调查组”没有准确理解《刑法》306条，再加上对阻挠其“严打”的律师的偏见和敌视，导致的一个错误定性。
　　 解决了这个对象范畴和特征问题，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要件。即306条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
　　
　　即使控方以为李庄有指使伪证行为，同我们认为的根本没有这种行为有分歧，那么，在本案没有犯罪结果这一点上，控辩双方则是一致的。因为没有一份证据成形，没有一个证人被影响。其实连龚案的证人都没有出现。
　　
　　那么，306条是按行为定罪，还是有了结果才能追究？显然是后者。
　　
　　请看第二款：辩护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倒推过去到第一条，只有“故意伪造”的“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才构成犯罪。因此，“提供、出示、引用”行为，是本案主体构成犯罪的必备行为要件。没有“提供、出示、引用”的，不构成犯罪。
　　
　　伪证罪直接损害的客体，是法庭秩序和司法公正。李庄连法庭都没有上，笔录都没有做一份，证人都没有申请，根本没有“提供、出示、引用”任何证据。哪里影响了法庭？
　　
　　 因此，李庄从法理上也是无罪的。其会见中、调查中的所有行为都是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是合法行为。
　　　　
　　六、公义之辩：
　　
　　本案如果有罪判决，将严重影响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和律师执业基本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37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但是，李庄律师审判阶段的会见权，却受到警察的违法“陪同”干预，被监视窃听，被指手划脚，引起冲突后，违法的却抓了合法的。他因为自己认真负责的执业行为，被自己的保护对象举报，而他被举报的所有的所谓“犯罪行为”，则全是为了查明他的案情，为了他不被判死刑，保护这个举报人的应有权益。这是一个现代版的《农夫与蛇》，这真是一个哭笑不得的悲剧，体现了当前中国的一种法治乱象，一种特定时期的中国法治西洋镜。这是对刚修订的《律师法》的一记响亮耳光！
　　
　　实际上，谁都明白，这个举报并不是真正来自于龚刚模，而是来自于个别公权力人士的精心安排和动员。而他们的动机，又明显是想镇住真正的正义的声音，掩盖自己无法见人的那些东西。为什么龚的“检举”会发生在凌晨二点多？这个时间江北看守所为什么还允许打黑专案组的警察去审他？这个案件已经到了法院，人已经换押，侦查已经结束，公安深夜审什么？
　　
　　因为法院审判阶段，没有退查，警察无权再去提审被告、调查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律师和警察处在指向目的对立的双方。如果允许一方可以不经法官同意就立案抓对方，那这个另一方是可以经常被抓的。法律设计上的这种错位，观念上的对立，往往会立即变成付诸后果的行动。
　　
　　其实，我们如果客观公允地看一下，李庄案立案启动程序是违法的。楚河汉界，互守一方。《刑事诉讼法》其实划分了各自的权力界线。警察、律师、法官、检察官，都有自己的工作职责，也有自己的空间。本案如果不是公安机关违法地在审判阶段还去限制、监视律师会见，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冲突。李庄律师根本不会闯祸。《律师法》第33条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这还是指侦查阶段。审判阶段，警察和律师则更不可能发生冲突，因为公安已经不能参与。本案不是李庄律师去侵犯他们的职权范围，是他们滥用职权来无辜地干扰律师。由于违法的限制干预，导致了合法的抗议；抗议又导致了对李庄的进一步的迫害。现在，有过错的、违法的一方，反而滥用国家赋予的权力，抓了被欺侮的一方。这充分体现了一种不正常的强权和专橫。可悲的是，我们的一些舆论居然还要谴责这样的弱者，鼓吹这样的专横。律师的权利不是律师的，而是代表着基本的公民权利，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警察的权利。如果这样依法执业的律师可以送上法庭判掉，那么中国刑事辩护将进一步倒退，刑事律师将进一步畏惧刑事法庭，最后就是导致大量的刑事被告得不到负责的、高质量的辩护，冤假错案必将更多产生，刑事法庭上只有强权的影子而不会有法治的光辉。
　　
　　今天这个案件，影响的不只是一个李庄。是中国律师基本权利的一个缩影。英国首相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说：“臣民的茅草房，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我们今天也套用一下：“中国律师的辩护领地，风能进、雨能进，警察不能进！”请求法庭支持我们这样的呼声！
　　
　　鉴于以上事实和理由，我们坚信李庄无罪。期望法庭能够在这种快侦快诉的态势下，坚守司法的公正、独立、理性，排除一切法庭外的因素，真正对现实和历史负责，对人民法院负责，依法公正判决李庄无罪。
　　
　　谢谢法庭。
　　
　　 李庄辩护人：

京衡律师集团陈有西律师

康达律师事务所高子程律师
　　
　　 2009年12月30日
　　来源于陈有西学术网http://wq.zfwlxt.com/newLawyerSite/index.aspx?user=10420

十年诉讼终得正果  长年流泪政府败诉

[案情介绍]  广元市赵家坡煤矿（下称赵矿）始建于１９９３年５月，同年９月７日原朝天区矿产资源管理委员会正式颁发采矿许可证，证号为广朝临采证煤字（１９９３）第０４号，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１日由同一机关批准核发：广朝采证煤延字（９４）第２３号采矿许可证。采矿地址为西北乡关口村五组，采矿范围为：东至铁厂河河沟，西至瓦厂坡横路，南至聚水沟直上，北至神仙桥。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５日朝天区地矿局给赵矿重新登记并发了采矿许可证，证号：广朝地采证煤字（９７）第０２号，核定的采矿地址和采矿范围与广朝订证煤延字（９４）第２３号采矿许可证相同。该证于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到期，颁证机关又于同年１０月１５日将采矿权延期到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１日。2009年底由于国家产业政策调整，要求所有煤矿均要重新审核办证，且要省级主管部门才有权办理采矿证。

事情的发生和发展从以下诉讼文书中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

  [行政复议申请书]

申请人：赵家坡煤矿。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西北乡关口村五组。

法定代表人：郑常芳，系该矿矿长。

被申请人：广元市国土资源局。

法定代表人：赵俊普，系该局局长。

复议请求：

    1、  请求确认广元市国土局的行政不作为的行为违法。

2、  请求责令被申请人向四川省国土资源厅限期报送申请人的换发采矿证的资料及其延续登记资料、并请求省国土资源厅给予申请人延续登记。

３、  请求被申请人赔偿直接损失100万元（不包括整体资产损失500万元）。

事实理由：

一、申请人的基本情况。

1、申请人的办矿情况

申请人始建于１９９３年５月，同年９月７日原朝天区矿产资源管理委员会正式颁发采矿许可证，证号为广朝临采证煤字（１９９３）第０４号，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１日由同一机关批准核发：广朝采证煤延字（９４）第２３号采矿许可证。采矿地址为西北乡关口村五组，采矿范围为：东至铁厂河河沟，西至瓦厂坡横路，南至聚水沟直上，北至神仙桥。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５日朝天区地矿局给申请人重新登记并发了采矿许可证，证号：广朝地采证煤字（９７）第０２号，核定的采矿地址和采矿范围与广朝订证煤延字（９４）第２３号采矿许可证相同。该证于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到期，颁证机关又于同年１０月１５日将采矿权延期到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2.申请人1999年11月底申请换发采矿权许可证，所报资料符合法定要求。

依据国土资发［1998］79号、川地矿发［1998］104号文件精神，1999年11月底申请人与朝天区所有43家煤矿企业由朝天区地矿局组织完成了所有申请换发采矿权许可证的资料：换领采矿许可证申请、采矿权申请登记书、地质普查报告及附件、采矿许可证（正本及附本）、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矿产资源补偿费交纳证明文件、矿权争议调解证明等，并由朝天区地矿局初审后上报到原广元市地矿局。申请人在法定的1999年12月31日前申请并上报了所有符合文件的换领采矿许可证的资料。依据川地矿发［1998］104号文件精神1999年12月31日前未申请办理换证手续的原采矿许可证自行作废，但申请人在此之前进行了申请，所以申请人的采矿权许可证应当继续有效，并换领新证。

3.申请人不属关井压产的对象，经有关部门验收符合法定要求。

依据《关井压产工作中若干问题解释》（关井办字［1999］第14号）的解释： “二、关闭国有煤矿矿区范围外，只有采矿许可证而没有生产许可证，经整顿仍不到取证条件的小煤矿：国有煤矿矿区范围外，只有采矿许可证而没有生产许可证的煤矿是非法生产的煤矿。对这类煤矿仍给予一定的整改时间，在下达整改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内，达不到煤矿生产许可证条件的，要予以关闭”。同样可以看出，对这类煤矿以实质上是否达到煤炭生产许可证的条件为评定标准，如到1999年2月底达不到取证条件的予以关闭，而到99年2底，申请人己达到取证条件，朝天区煤炭管理局以广朝煤管（99）62号批复合格,朝天区煤矿行业关井压产领导小组对申请人列入保留矿井就是最好的证据。

4.在生产经营期间当地政府对申请人的评价

朝天区政府广朝府函（２００５）２７号文件证实：申请人从９３年取得采矿权以来，合法开采，守法经营，服从管理，照章纳税，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朝天区的纳税大户。广元时报曾以头版头条登载申请人热心于当地社会的公益事业，多次捐款捐物，并无偿为地方修建公路十多公里，得到朝天区政府和百姓的好评。朝天区委以广朝委（1999）21号文件和朝天区政府以广朝府函（1999）3号文件将申请人确认为朝天区的十户重点企业之一，其中煤炭生产企业仅两家。

二、申请换领采矿许可证的时间历程

1.越界开采起纠纷

1999年5月申请人与乌木沱煤矿（下称乌矿）因乌矿越界开采而引起纠纷，先后经过原朝天区地矿局处理、原广元市地矿局复议、朝天区法院行政诉讼、广元市中院终审，均以申请人胜诉，后原广元市地矿局申请再审成功。经再审，维持了原广元市地矿局复议决定的第一项（撤销朝天区地矿局对乌矿的行政处罚）和第三项（在此期间，乌木沱煤矿可进行矿井安全维护和生产经营活动），撤销了复议决定的第二项（对乌木沱煤矿的开采范围，由市区两级地矿部门重新依法核定、合理划分）。该判决确定的界限清楚，不存在双方越界问题，判决也不支持重新依法核定、合理划分。

后申请人申请检察院抗诉，由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提审。但提审期间广元市国地资源局等部门多次协调，叫申请人撤诉，不要把事情搞大了，承诺事情保证处理好，达到申请人满意，于是申请人撤诉，至此，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广行再字第2号判决又重新生效。故两矿之间的不存在越界问题。

９８年后国家对煤矿生产秩序进行整顿后，申请人积极响应，并按照上级有关部门的要求整改后，准备办理相应的换证工作，于１９９９年１１月底前（法定最后期限是1999年12月31日前申请），与全朝天区拟换证的４３家矿产企业一起交换证资料由原朝天区地矿局初审后全部报送原广元市地矿局，到９９年１２月１５日换证１０个，后因换证工作量太大，省国土资源厅交换证期限延至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３１日前，并组织换证工作组于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５－１７日到广元现场办公换证，朝天区又换证３０个，最后于同年９月２４日原市地矿局又给乌矿换了证，到最后期限时止申请人没能换领新的采矿许可证。其原因是原市地矿局将申请人1999年１１月底前由朝天区地矿局统一报送的材料于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８日（文件载明日期，但实际到达朝天区地矿局的时候己是月底了，离最后期限仅一、两天）才退回，并以书面形式只通知到朝天区地矿局，说申请人缺少煤炭生产许可证，但与申请人同时上报并获准换证的41家煤矿也没有上报煤炭生产许可证。同时依据《矿产资源法》和《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及四川省人大的《四川矿产资源管理条例》均未要求在办理采矿证时要提供煤炭生产许可证，申请人上报换证的材料完全符合当时换证的要求，申请人与其它拟换证的42家企业所报送的换证资料项目一致，其它的都进行了换证，唯申请人未获换证。但由于时间短，申请人不可能如期提供煤碳生产许可证，因为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要办理煤炭生产许可证必须先有采矿许可证，因此终未在省国土资源厅规定的最终期限内换领新证。在换证过程中，原市地矿局对申请人的申请无故拖延，也不及时告知，从申请人的申请到2000年10月18日退回，才告知朝天区地矿局，中间间隔十一个多月，其原因是原市地矿局的个别人故意刁难申请人，为报对其行政诉讼之仇，故意将换证资料拖延到省厅要求首批换领采矿许可证的最后时限才退回。

由于原市地矿局的个别人故意刁难，致使朝天区十大重点企业之一的申请人没有在2000年10月31日前换领采矿许可证，朝天区委、区府、区地矿局又组织区内所有部门据实出具了许多相应的证明，又向市局上报一次，但市地矿局的个别领导假公济私，又过了近一个月才以（2001）广地矿便字02号便函通知朝天区地矿局，还是以缺少煤炭生产许可证为由退回资料，拒不上报省厅。

三、原广元市原地矿局的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的行为严重地违反了我国多部法律、法规。　

1、申请人的申请资料和申请时间符合法定要求，如果原广元市地矿局在法定的期限内对申请人的申请与同批次的申请一样的行政作为，申请人就能在法定的期限内获取换领采矿许可证。

从原市地矿局两次退回资料的函的要求看得出来，申请人的申请换领采矿许可证的资料及申请的时间仍然符合国土资发［1998］79号的规定，同时符合国务院《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七条：“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满，需要继续采矿的，采矿权人应当在采矿许可证有效其由满的30日前，到登记机关办理延续登记手续”，也符合《四川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关于申请延续登记的规定。也就是说对于1999年底这次换领采矿许可证，即延续登记，只要申请人在原采矿许可证到期前30日内进行了申请就合法，且申请人不属清理注销范围，被朝天区关井压产煤矿行业领导小组将申请人列入保留矿井。

我国也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在原采矿许可证到期前申请了延期登记，且报送换领采矿许可证的资料符合法定条件，并符合国家整顿标准，会由于行政机关不作为导致未换领采矿许可证的，原采矿许可证会自动失效。

如果原市地矿局在1999年12月31日后的四十天内按行政公正性原则进行了认真审查并及时上报首厅主管部门，不去不作为或乱作为，申请人就能在1999年12月31日至2000年6月16日前换领采矿许可证，并依据川国土资矿［2000］17号文件规定，在2000年12月31日前才可以相应地办理煤炭生产许可证。

2、原市地矿局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的申请作出决定，也没有通知申请人限期补充或修改申请资料。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矿产资源登记管理部门在接到申请人申请换证的请求后四十天内，作出准予或不准予登记的决定，并通知采矿权申请人；需要采矿权申请人修改或补充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资料的，应当通知采矿权申请人限期修改或者补充。”原广元市地矿局即未在40日内向上报送申请人的换证资料，也未通知申请人要限期补充或修改资料。

3、原市地矿局要求申请人提供煤炭生产许可证违法。

依据《矿产资源法》、《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四川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煤炭法》等法律法规，办理煤炭生产许可证的前提是有采矿许可证，市地矿局要求申请人在换领采矿许可证之前（申请人的采矿证己于99年12月31日到期）提供煤炭生产许可证既不合法，又不合理。无采矿许可证时，煤矿生产许可证就成为无水之源，无本之末。依据《关井压产工作中若干问题解释》（关井办字［1999］第14号）的解释：“一、非法煤矿、非法办矿和非法生产：采矿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制度所要解决的问题、所依据的法律、所管理的对象、所要求的条件各不相同。二者既想互独立又相互制约，前者是后者的必备条件，相互不可取代。”也可以看出，采矿许可证是煤炭生产许可证的条件和前提，上述法律法规也同样说明没有采矿许可证不可能有煤炭生产许可证，或者采矿许可证己经到期还可以先办理新附注若干年有效期的煤炭生产许可证；申请人1999年11月底提前30日申请，至1999年12月31日开始四十日内，原市地矿局并没有依照《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进行审查，从1999年12月31日起到2000年6月16日止的这段时间内国家法律法规及省地矿厅并没有要求对换领采矿许可证的要提供煤碳生产许可证（川国土资发号［2000］7号），这段时间内原市地矿局是严重不作为的行为，同时违反了煤炭法第25条，煤炭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第5条。

根据行政法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基本要求是，不能行使法无明文规定事项，更不能行使与法律规定相反的事项。原市地矿局要求申请人提供与延续登记无关的资料。现行的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重申：“行政机关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交与其申请的行政许可事项无关的技术资料和其他材料。”因此，原市地矿局以申请人未提交煤炭生产许可证为由，拒不报送申请人的换领采矿许可证的行为违法。

4、依据现行《行政许可法》相关规定申请人有权取得采矿权的延续。

第三十五条：“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许可，下级行政机关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将初步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直接报送上级行政机关。上级行政机关不得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供申请材料。”原市地矿局没有在法定的期限内向省级部门报送。

 第三十二条：“（四）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申请人在1999年11月底将换发采矿权许可证的资料（申请人1999年11月底报送的资料符合2000年6月16日以前省厅要求的条件）递到朝天区地矿局时，经过初审，且经市局受理后长达一年的时间没有提出异议或告知申请人要求补交煤炭生产许可证的资料，应视为受理。

第三十八条：“ 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行政机关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原市地矿局没有告知申请人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讼的权利。

第四十三条：“ 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许可，下级行政机关应当自其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审查完毕。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原市地矿局没有在其受理换发采矿权许可证的资料后二十日内审查完毕。

第五十条：“ 被许可人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的有效期的，应当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但是，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被许可人的申请，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作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申请人申请对采矿权许可证进行延续，原市地矿局没有在有效届满三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应视为准予延续。　　

因此原市地矿局的行政不作为是严重违反行政许可法的行为。

四、原广元市地矿局在换领采矿许可证的过程中缺乏应有的公正性。

　　1、行政法的公正性原则

所谓行政法的公正性原则其基本精神是要求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办事公道，不徇私情，平等对待不同身份、民族、性别和不同宗教信仰的行政相对人。行政公正原则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的要求。实体公正的要求主要包括：依法办事，不偏私；平等对待相对人，不歧视，同样的情况获得同样的结果；合理考虑相关因素，即妥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均衡性原则。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就是严格按法定时限办理行政事务。

2、在99年底申请换领采矿权许可证的的43家煤碳企业中的两家重点企业之一的申请人没能换领采矿许可证有失公正性。

申请人是朝天区的十户重点企业之一（煤碳生产企业仅两家）的依据是朝天区委的广朝委（1999）21号文件和朝天区政府的广朝府函（1999）3号文件。无论是生产条件、安全条件，还是合法经营、纳税等均在朝天区的43户煤碳生产企业中属前列，９９年１２月１５日换证１０个首批换证的10家没申请人，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５－１７日省厅到广元现场办公换证第二批换证的３０个也没有申请人，最后于同年９月２４日原市地矿局又给乌矿换了证时，还是没有申请人，原市地矿局从前到后根本没有依据行政公正性原则办事，在为申请人办理换证过程中，公报私仇，假公济私，才是申请人没能在最后时限内办理换领采矿许可证的根本原因，是一种彻彻底底的有失公正性的行政不作为行为。

乌矿越界开采（申请人从99年起纠纷时起根本没有开采到乌矿越界开采的地点，所以申请人不可能有越界开采的嫌疑），引起矿权纠纷，多次被朝天区国土等有关部门处罚，就是在99年底申请人没有进行生产后，乌矿仍然在越界开采，在2005年被罚款50万元，乌矿累计越界开采达4万吨。至乌矿从97年建矿时起，到2004年都还是“独眼井”，根本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95年又越界在申请人的矿区内打风井。相反像申请人这样的守法经营，照章纳税，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煤矿，却由于乌矿引发资源纠纷而不得不起诉原市地矿局而招来其的报复和打击，而至使申请人没有换发新采矿证长达近五年之久，于法不合，于理不公。像乌矿这种煤矿都能换证，至少可以说明原市地矿局的行政行为缺乏起码的公正性。造成申请人不能及时换证，而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乌矿却能换证的根本原因是原市地矿局的个别人假公济私，公报私仇，有意偏袒乌矿。

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申请人有权申请进行行政复议或提起诉讼的权利。

由于原市地矿局拒不报送并将资料退回的行为未告知申请人，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采矿权许可证涉及到不动产的矿权，且原广元市地矿局不作为，申请人就无从知道其作出了什么具体行政行为，故申请人有权20年内提出复议或诉讼，申请人申请复议符合法定时效。

六、原广元市地矿局在2002年合并于广元市国土资源局，故申请人依法将广元市国土资源局作为本案的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

七、由于被申请人的行政不作为，所造成的损失应当由被申请人赔偿。

因为没有能换领采矿许可证就不能办理煤炭生产许可证，申请人就不能生产，导致这几年停产的损失100万元，包括人员工资、水电费、停产后各项工作及煤矿的维持费用等。依据行政复议法第29条第一款规定，被申请人应当赔偿申请人的上述的各项损失。1999年法定部门鉴定申请人资产投入己达300余万元。矿产权益至少300万元。

    综上所述，申请人的采矿许可证仍然有效，被申请人应当报送申请人延续登记资料，并以请求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延续登记的方式，弥补其违法和不合理的行为；同时对其不作为所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使遵纪守法的朝天区重点企业获得起码的法律保护。

   　　　此致

广元市人民政府                 

                         申请人：赵家坡煤矿

                         二OO六年三月三十日  

   [赵家坡煤矿行政复议案提交证据清单]：

一、九九年确认赵家坡煤矿为朝天区十大重点企业相关文件。

   1、广元市朝天区人民政府　　广朝府函＊（1999）3号

   2、中共广元市朝天区委员会　广朝委（1999）21号文件

   3、广元市朝天区计划经济委员会文件　　广朝计经发（1999）9号文件。

二、赵家坡煤矿与乌木沱煤矿及广元市地矿局之间为乌木沱煤矿越界开采引起纠纷全过程。

     1、                  朝天区地质矿资源管理局《关于西北乡赵家坡煤矿与乌木沱煤矿边界纠纷的情况报告》。

    2、朝天区地质矿资源管理局　《对乌木沱煤矿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3、                       广地矿复字（1999）第02号行政复议书　认定乌木沱煤矿越界开采

    4、                       广元市地矿局《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　建议不停止乌木沱煤矿生产

    5、                       朝天区人民法院　（1999）朝天行初字第3号行政附带民事判决书　认定乌木沱煤矿越界开采

6、       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乌木沱煤矿〔越界开采行为的调查笔录共两份。

7、       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广行终字第4号行政附带民事判决书：　维持原判。

8、       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广行再字第2号行政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乌木沱煤矿不越界开采

9、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　川行民行立字通字（2001）67号立案通知书　赵家坡煤矿申请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对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广行再字第2号行政附带民事判决书抗诉

10、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2）川行抗字第5号决定：本院提审。

11、    朝天区政府与市地地矿局经协调，并在保证申请人采矿权益的基础上申请人撤回申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

三、申请人于法定时间向相关部门申请进行换证所递交的相关资料

1、  换领采矿许可证的申请　

2、  采矿权申请登记书

3、  四川省采矿许可证：广朝地采证煤字（97）第002号　并延期到99年12月31日。

4、  赵家坡煤矿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5、  广元市朝天区西北乡赵家坡煤矿地质普查报告　附地质图两张

6、  广元市朝天区煤炭管理局文件广朝管（99）62号：《关于对煤矿生产系统、安全设施及通讯系统验收的批复》（赵家坡煤矿）

7、  广元市朝天区国土局证明：在1999年12月开始换证时不需要提供生产许可证。

8、  赵家坡煤矿上交了所有换证前的各种费用发票

9、  广元市朝天区煤炭行业关井压产领导小组2001年3月10日证明：赵家坡煤矿属经整顿后列入保留矿井。

10、              广元市朝天区地质矿产安全生产管理局2001年4月6日证明：赵家坡煤矿的采煤许可证正在办理之中。

11、              广元市朝天区煤炭管理2001年4月5日证明：赵坡煤矿的煤炭许可证正在办理之中。

12、              广元市地质矿产管理局99年12月28日证明：赵家坡煤矿与乌木沱煤矿不存在越界开采的情况。

13、              赵家坡煤矿井田范围南聚水沟界线勘定纪要

四：政府及相关部门协调赵家坡煤矿的换证申请不成的相关情况

1、  关于赵家坡煤矿撤诉、恢复矿权协调会议的内容摘要说明：会议要求赵家坡煤矿撤诉后，相关部门给赵家坡煤矿一个公道，恢复矿权，采矿手续由市、区国土资源局负责办理。

2、  广元市朝天区国土资源局关于反映乌木沱煤矿有关问题的调查回复。确认了乌木沱煤矿的越界开采行为，并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

五：乌木沱煤矿的相关情况

1、  乌木沱煤矿在与99年底与申请人同期申请换证提交的资料相同。请复议机关向国土资源局调取。

2、  乌木沱煤矿与申请人受到评比的情况。赵家坡是朝天区十大重点企业，而乌本沱煤矿不是。

3、  乌本沱煤矿与申请人的资源贮量、产量对比。请复议机关向国土局调取。

4、  乌本沱煤矿违法受到查处的情况。

5、  乌本沱获取采矿许可证的时间和有效期限。申请复议机关向国土局。

六、证人证言（因涉及个别的身份，不在此表时具体真实名字）：

1、  原朝天区区委书记（现市广播电视局局长）某证明：事情的经过，及朝天区政府对此事非常重视，多次与原地矿局及现在的国土局协商处理方案，协调会都开了无数次。

2、  原朝天区副区长某某证明：与韩的证词基本一致。

3、  现朝天区国土局矿产科科长、副科长、原朝天区地矿局长、地矿局司机等人证明：赵矿按市地矿局要求全部按时报送了办证所需的全部材料，且是全区统一整理的材料，不存在有资料不全的情况，所有的煤矿都是一起整理的，及由原地矿局司机等人一起按时按地送到原地矿局办公室。

4、  朝天区各相关部门均证实了上述情况。

七、赔偿依据

1、  广元市朝天区审计事务所在1999年5月24日对赵家坡煤矿的资产进行的《资产评估书》。确认赵家坡煤矿固定资产重诂价值为2284425.43元。

2、  99年12月31日起到复议期间相同规模的煤矿所需的维持费用。请求复议机关向工业、统计等部门调取。

  [被申请人提交证据清单]

      被申请人未提交任何证据。

  [代理词]

广元市人民政府：

我们受四川中玉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和申请人赵家坡煤矿的委托，代表赵家坡煤矿参与了申请人赵家坡煤矿对广元市国土局的行政复议，依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及相关法律提出如下代理意见：

1、被申请人的行为己构成行政不作为，其行为违法，给与乌木沱煤矿办理了采矿许可证也有违行政法的公正原则。

依据国土资发［1998］79号、川地矿发［1998］104号文件精神，1999年11月底申请人与朝天区所有43家煤矿企业由朝天区地矿局组织完成了所有申请换发采矿权许可证的资料：换领采矿许可证申请、采矿权申请登记书、地质普查报告及附件、采矿许可证（正本及附本）、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矿产资源补偿费交纳证明文件、矿权争议调解证明等，并由朝天区地矿局初审后上报到原广元市地矿局。申请人在法定的1999年12月31日前申请并上报了所有符合文件的换领采矿许可证的资料。但由于原地矿局假公济私，以申请人状告了原市地矿局之由而打击报复，拒绝将朝天区地矿局上报的申请人的换领采矿许可证的全部资料及时转报给四川省地矿厅(当时也不需要向省地矿厅直接上报，因省地矿厅在2000年3月15-17日到广元现场办公换证)，致使申请人不能换发采矿许可，其行为己构成了行政不作为。

现广元市广播电视局局长(原朝天区区委书记)韩跃明证实，2003年3月在申请人状告了原市地矿局的行政诉讼己经省高院提审后，被申请人广元市国土局预感到自己将败诉，其副局长宋明强主动邀请韩跃明、朝天区主管副区长向德超、朝天区国土资源局局长张久忠、股长程广、及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郑常芳等在广元宾馆参加协调会议，会议要求，郑常芳正式撤诉后，市、区国土局保证还赵家坡煤矿一个公道，恢复采矿权，或采取资源整合、合股等方式均可，且采矿手续由市、区国土局负责办理。但在赵家坡煤矿撤诉后，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兑现其承诺，被申请人的这种行为属于拖延履行行政现职，其行为违法。

赵家坡煤矿在开采期间，是朝天区十大重点企业之一(朝天区43家煤矿企业中仅有的两家之一)，朝天区的纳税大户，遵纪守法、合法经营，煤矿经反复检查合格，矿产贮量丰富，居朝天区之首，按目前价格计算达2亿元产值，多次受到朝天区的表彰。在1999年年底，在与其它矿上报延续登记换发采矿许可证相同情况下，其它煤矿均获换证，包括越界开采申请人矿藏的乌木沱煤矿也换发了采矿许可证，乌木沱煤矿自己都认为属资源溃乏、安全生产不合格的煤矿均获换证，证明了被申请人违反了行政法的公正原则。

另外复议的举证期限内，被申请人所提交的唯一证据《关于深入彻底整治和规范矿业秩序全面推进市场化配置矿产资源的意见》是2005年广元市委、市府所发，并不能证明其行为在1999年、2000年不为申请人上报换证资料的行为是合法的。同时被申请人在为资源溃乏、安全生产不合格的乌木沱煤矿也换发了采矿许可证的行为也有失行政法的公平原则。

综上，作为负有为申请人上报换证资料的行政主体及行政公务人员，在其所属的职责权限范围内，负有积极实施法定为义务而在法定或合理期限内应当作为也可能作为的情况下而实质不为，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四)款，故被申请人的行为构成不作为，其行为违法。

2、申请人的复议申请没有经过复议时效。

从1999年底申请人向原朝天区地矿局上报换发采矿许可证的全部资料后，原区地矿局经初审合格报后及时向原市地矿局上报申请人的资料，原市地矿局一直不为申请人上报到省地矿厅，在自己预感到将要败诉，又要求申请人撤诉后，并保证给予合理解决，致使申请人一直处于一种期待中，到目前为止被申请人仍然没有向申请人作出拒绝解决采矿权许可证的问题，更没有吊销申请人的相关证照，被申请人也没有证据证明申请人过了行政复议的时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9条规定：“对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有争议的，由被告负举证责任。”

申请人从1999年到目前为止，仍然处于一种后期待中，也说明了本复议的时效起算点还没有发生。依据《行政复议法》第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八）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执照、资质证、资格证等证书，或者申请行政机关审批、登记有关事项，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办理的；第九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在被申请人没有宣布不给予解决采矿许可证之前，申请人均可认为市国土局会给予最终处理好申请人的采矿许可证的问题。

本案的采矿许可权问题在法律上是与不动产相关的权益。应当适用与不动产相关的的复议或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被申请人并没有作出不给予协助或协调办理采矿许可权及不上报资料换发采矿许的书面答复，被申请人是采取不作为的消极方式处理申请人的采矿许可证问题，故应当适用二十年的时效。

3、被申请人的行政不作为的行政行为给申请人带来巨大的损失，理应给予赔偿。

根据原朝天区区委书记韩跃明证实：造成申请人不能换发采矿许可的原因是由于被申请人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打击报复控告人，完全是滥用职权的故意行为，正是由于被申请人的不作为的违法行为，致申请人从1999年底到目前为止不能进行开采，为此从1999年到2005年底这期间给申请人造成了巨大维持煤矿的费用，每年至少需要十人以上的人来看守煤矿及其附属设施，矿井内的设施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来进行维护，共需要100万的看守及维持费用。同时在2006年初由于申请人己无任何资金来请人看守和维护，致使全部工人跑光，所有的地面设施因无人看守，现己被全部偷光，井下设施也因无资金进行维护，而全部报废。在1999年朝天区审计事务所对申请人的固定资产进行了评估，固定资产共2284425.43万元。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有权请求赔偿；第六十八条：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由该行政机关或者该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所在的行政机关负责赔偿；广元市国土局应当赔偿申请人的损失。

另外需说明的是，在本案的复议过程中，被申请人所提交的广元市人民政府2005年的文件，来证明申请人属于我市的关井压产对象是错误的，因为2005年的文件不能代表在1999、2000、20001年申请人是关井压产对象。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的行为构成行政不作为，其行为违法，被申请人也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其行为合法，正是由于被申请人的不作为的违法行为造成申请人巨大的损失，理应由被申请人来进行赔偿。

                        代理人：钟浩   张进

                        二OO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近十个月后广元市人民政府作出了：“被申请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行政复议决定。但未对行政赔偿作出任何决定。

        [行政复议后的情况]：

1、        广元市市政府作出复议决定书,认定广元市国土资源局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2、        赵家坡煤矿向朝天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行政赔偿300万元。

3、        在行政赔偿诉讼过程中，广元市市政府撤销了行政复议决定。

4、        赵家坡煤矿向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广元市市政府撤销行政复议决定”。行政赔偿诉讼中止。

5、        广元市中级法院作出广元市政府的撤销决定合法的判决书。

6、        赵家坡煤矿向四川省高级法院提起上诉，省高院于最近作出了“广元市政府撤销了行政复议决定违法，原复议决定有效。”

7、        现在行政赔偿诉讼恢复审理，但市政府又从中作梗，要求朝天区法院中止审理，说政府要对此案行复查。

8、2009年8月本案行政赔偿案恢复审理，最近以调解方式结案，广元市国土局赔偿赵家坡煤矿190万元了结此案。

               张进律师点评：

公司修路小河挖沙留坑被诉　小孩过河下河游泳被淹获赔

什么是交通肇事罪？

张进律师代理原告吴某医疗纠纷

宁波中院依据司法鉴定推翻一起车祸的交警认定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法院日前作出终审判决，依据司法鉴定，推翻一起交通事故的交警责任认定书。

　　遭遇交通意外

      许晴5年前偕丈夫、儿子从山东省平邑县到宁波打工。丈夫张某会开车，受雇于宁波开发区一家公司，担任货车司机跑长途运输。

       2007年5月下旬的一天，张某驾驶一辆重型半挂车从杭州回宁波，许晴和5岁的儿子、张某的侄子同车返回。当车经杭甬高速公路行驶至绍兴境内时，一辆沃尔沃轿车从后面超车，两车发生碰撞，半挂车失控与道路护栏发生冲撞。许晴回忆说，当时只听轰的一声巨响，随后她就失去了知觉。

      许晴醒来时，已身在医院。她和侄子无生命危险，但她丈夫和儿子由于受伤过重，不幸死亡。

      不久，许晴接到绍兴交警部门发来的通知，称事故原因和责任已有结果：由于张某驾驶的车辆左前轮存在机械故障，导致该车左前轮在行驶过程中突然脱落，引发事故。交警事故责任书认定，张某应承担主要责任。

      重作司法鉴定

      交警所作事故认定，对许晴来说无疑雪上加霜。2007年7月初，许晴和张某的父母共同向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将轿车驾驶人和所有人应女士、许晴丈夫张某所属运输公司、事故车辆所分别投保的两家保险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四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67.9万元。

      本案第一次开庭时，张某所投保的保险公司指出，根据应女士在交警部门所作的笔录，她当天准备去嵊州，在行驶过程中没有看到上三高速往嵊州方向的出口，而事故发生地点距离该出口仅一二百米，因此，应女士在行驶中存在突然变道的可能性，要求法院进行调查。

       由于原告和被告之一对事故的发生存在异议，法院依据有关规定，正式委托专业鉴定机构对事故作进一步司法鉴定。经深入细致的调查取证，最终法官采信了司法鉴定专家的意见。

    还原事故真相

      司法鉴定书显示，事故货车左前轮确实存在转向节轴颈纹段及其螺母螺纹局部磨损现象，联结强度被减弱。但专家又发现，货车左前轮辋外侧锁圈一端变形严重、前左钢板弹簧弯曲和断裂的形态特征，这些痕迹说明左前轮曾受到很大且不均衡的外力作用，是被瞬间破坏的，并不是严重磨损引起自然脱落的痕迹。

      专家还原现场认为，沃尔沃车突然变道撞击了货车左前轮，货车方向失控，但此前轮胎并没立即脱落，已受损的左前轮随后与道路护栏立柱相撞，强大的撞击反力使车轮脱落和驾驶室严重变形，导致人员伤亡。

      北仑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司法鉴定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分析科学合理，被告所提供的证据以及所发表的质证意见均不足以推翻该鉴定结论，依法予以认定。结合其他人证和物证，法院认定，本起交通事故系货车左前轮被沃尔沃车撞击，导致方向失控所致。

     挑战“权威”认定书

      法院判决应某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533936元，应女士车辆所投保的保险公司赔偿51000元。另外，此案的10万元鉴定费由应女士支付。

      一审判决后，应女士表示不服，提起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依法审理后，维持原判。

      宁波大学法学院张兆松教授认为，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时，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虽然在法律上具有很强的证明力，但并不是最高权威，因此，尽管本案出现的情况少见，但法官根据更为专业和严谨的司法鉴定，推翻交警的认定书可以理解和接受。